采访/撰文：btr
摄影：廖伟棠
从482页的《天工开物·栩栩如真》、上下合计共886页的《时间繁史·哑瓷之光》到710页的《物种源史·贝贝重生之学习年代》，香港作家董启章从2005年起潜心构筑的巨著“自然史三部曲”眼看就要完成，但自2010年出版《学习年代（上）》迄今已近三年，完结篇却迟迟不见踪影。
2013年3月，当董启章又一次拿起笔时，这完结篇悄然起了变化：“自然史三部曲”并未虎头蛇尾，而是——照小说里道人的说法，“蛇尾又生出虎头来”。这一次，董启章意在“虎蛇一体，首尾相应”。发表于四月底出版的《天南》文学双月刊的四万字，便是其新作《<自然史>前言：美德》之前奏。
我们的采访约在香港九龙塘又一城一间叫作“rice paper”的越南餐厅。餐厅旁有一个大型室内溜冰场。董启章的短篇小说《溜冰场上的北野武》写的就是这里。对于董启章来说，小说世界就像这个溜冰场，是一个剧场般的存在；而作家的职责，正如费尔南多·佩索阿所言，是“把自己的心化作舞台”，搭建一座文学里的剧场。在这剧场里，怀疑将被悬置，人物将在一部部小说里重生，如同董启章笔下的贝贝变成栩栩、变成恩恩、变成哑瓷，在《美德》里又变成了维真尼亚。
btr：首先请您谈谈创作《美德》的缘起。
董启章：本来在出版了《学习年代（上）》之后，应该有下半部分；但已经三年了，还没有写好。我尝试写了两三次，都有点不满意。最近我觉得应该重新开始，但在开始之前，应该有一个总体的方向，所以就打算先写一个前奏。现在先发表这四万字的《美德》，就是往下的长篇的前奏。不仅仅是前奏，也是它的解读。因为这四万字里面有一半是预告后面这个长篇是发生在一年时间内的，所以这四万字有一半是这一年的第一天，另一半是这一年的最后一天晚上。你看见这个前奏，就可以猜在这个长篇里面会发生什么事，但你也不会知道得很清楚。就好像是电影的trailer，你看见一些片段、一些人物速写，但不知道具体内容如何。
btr：您在写这个前奏时，脑中是否已经有了整个故事？
董启章：基本上主要的故事已经决定了，里面的细节还不清楚。当然我也会留一些空间到写的时候再发展，但从整件事到结局如何，都已经构思好了。
btr：这与您平时写作的方法类似么？
董启章：我的习惯一直是这样的。我觉得到了某一个程度，有了骨架，我会写下大概的故事发展，但大部分是在脑子里。方向大概设定后，就可以开始写。但到写的过程中时，就会发生变化，后来会和准备的时候不一样，所以并不是说后面的写作要跟着准备的骨架去完成，而是给自己一个动力开始。
btr：《美德》与您此前的长篇在风格和技法上会有哪些不同？
董启章：有分别，但也有相似的地方。《美德》是非常浓缩的，因为要把很多事情、很多场面、很多人物浓缩在一个几万字的空间里面，所以里面有差不多100个名字——100个名字对于一个长篇来说不算很多，但在四万字里面密度就很高。所以我也担心可读性（笑），有一段就是名字、名字、名字，把名字排列出来似的，以前我没有这样写过，正因为要写这样一个前奏，才用了这个方法，不是一个正宗的、写小说的方法。但我也不是从来没有试过——我写过一个短篇《溜冰场上的北野武》，写的就是在一段短暂的时间内在溜冰场边观察里面发生的事和孤独的人们。在《美德》里，有一段是写一个咖啡店，主角是在咖啡店里工作的经理，他观察咖啡店里的人，而这些人都是在长篇里面会出现的。这是一个群像，有一大群人的面相在里面。
btr：这群像应该来自于您在日常生活中对于香港社会的观察。您对香港有着怎样的感情，在您的写作中香港又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董启章：很难简单说。基本上，只能通过小说来表达。因为假如我简单地说一两个词语，说我对香港的感觉怎样，都会是简化的，所以你看我一直都是在写香港，你也可以说，除了这些人物，香港就是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主角。我从小生活在这个地方，我的每一部分都是跟香港是分不开的；所以很自然，写作时我的意识、我的内在和外在都有这个成分。内在就是：我是一个在香港长大的人。外在就是：我长大的时候，面对的就是这个叫“香港”的社会，所以从内与外都会不自觉地去反射这样一种状态。
btr：对于一个生长于此的人，会不会看惯了周遭一切？为什么您能持续保持一种创作的冲动，而且创作了如此大量的作品？
董启章：对，为什么没有看惯呢？其实香港人，不单是我，对于自己作为香港人的自我意识是很强的，这可能是从我这一代人开始的。为什么一个习惯的地方，会常常在意识里出现呢，我想这是因为香港这个地方很小，很容易相对于其他地方而存在。这种“相对感”是非常强烈的，相对于中国大陆，相对于西方，正是这种“相对感”让我们看到边界。假设在内地城市，在一个城市长大的人都有一种感情，像上海人对于上海，广州人对于广州；但与香港比，那种边界感就没有那么强烈。当边界划得很明显时，就会越来越自觉这样的存在。
btr：同样写香港，您为什么更多地选择小说这一体裁？
董启章：虽然大家都在寻找、或者说站在某种身份和立场说话，但背后这个身份也是慢慢建立起来的，不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本质的东西。历史是什么，也是这样一个建构的东西。而这与小说是很相像的。所以小说里的所谓“虚构”，在一般意义上与现实可以分得很开，说“虚构”的就是假的，但小说里也可以建构历史，我一直觉得历史和小说有相通的地方，用小说这种体裁也更能够看清建构的过程中发生的事。
btr：但历史的书写有一种权威性？
董启章：从这个角度看，小说是相反的。小说没有这种权威性，小说都是从个人、从比较边缘的角度写出来的。所以相通之处是：两者都有一种建构。但历史的建构是非常强大的，作为一种权威；但小说的建构是弱小的，通过个别的写作者，有相似、也有相对。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角度的历史。
btr：在香港“速食文化”的大环境里，您却坚持一种绵长、繁复的写作。您是怎样做到的呢？
董启章：嗯⋯⋯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我一直都喜欢做没有人做的事。我这个人，表面上比较平和，可能内心里一直想做一个非主流的人，人家都做的，我就不做。如果我生在另外的环境，人人都写长篇都很成功，可能我就不会这些写了。这可能有点非理性。
btr：在潜意识里，这会不会成为您对抗社会的一种方式呢？
董启章：有这个成分。但是也不尽如此。因为如果说我们这样的对谈有比较明确的理念，而我的写作有非理性的一面，我也不会坚持，并非我坐下来思考，我应该用什么方法来处理，不是这样的，而是慢慢地变成了“非这样不可”。
btr：能说说您的写作过程么？
董启章：一年里我不是每一天都在写作的。假设在写作期内，我尽量有规律地写，而现在生活也有其他的负担，家庭的、要照顾孩子，所以基本上我只有上午到下午稍早时总共四五个小时，每天维持这样的时间去写。假如不在写作期内，我就看书，或者什么都不做，浪费时间。有时好像处于思考的状态，但整天坐在那儿，也不知道在做什么（笑）。
btr：说到阅读，您喜欢看哪些？
董启章：不同时期有所不同。前些时候看了一些《老子》、《庄子》，再前一年在看希腊戏剧，也看希腊早期的哲学。都是旧的东西，新的、现在的东西暂时没有看。
btr：那么从写作风格的角度看，您受到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哪里？
董启章：长句子的话，普鲁斯特的影响很大。从想象力方面来说，受卡尔维诺的影响多一点。香港作家方面，大的影响来自于西西、也斯。西西主要是把香港这个城市作为写作对象这一点，思维方法则受了一些也斯的影响。
btr：粤语作为一种非常口语化的语言，与用作写作的语言，在您的小说里通常会很舒服地融合在一起。您如何看待日常的口语与写作的语言之间的关系？
董启章：是比较难融合在一起的，因为差别很大。我也是因为不断这样去写，才慢慢找到一种比较自然、也不太自觉的方式。在香港写作有一点很奇怪，我们写的与我们讲的基本上是不一样的两回事，写作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很书面的、很不自然的事，是一个构造出来的东西，所以不会去追求写得非常自然，反而会觉得既然是一种构筑，那就尽量去用不同的方法建构吧。
btr：您的好多小说里、包括《美德》里面都有一个小说家，或者说，您的小说经常是meta-fiction，指涉自身。您为什么会作这样的安排？
董启章：事实上，我并不是非常关心meta-fiction这个问题，我反而觉得很有需要去探讨的是所谓“真”与“假”的关系。即：在写作这个行为里面，什么是真，什么是假。我写得很真，读者读得时候觉得很真，这是怎么一回事。那你“写得很假”又是怎么一回事。我本来是在虚构，但是我写一个角色，他是一个作家，让人觉得与我有关系的时候，这样的做法是真还是假？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探讨“写作”这个行为本身，或所有艺术创作行为的背后。这是个本质的问题，所有艺术都在问这个问题。
btr：您认为“真”与“假”的边界在哪里？
董启章：边界不在版权页上。读者读一个小说，他知道这是假的，但他慢慢进入这个世界，而且觉得里面的东西很真。并不是因为觉得作者写得很好，所以才很真；而是觉得它与真实生活中发生的某些事情真的有关系。这很难说，可能一说出来就不是我本来想说的东西。
btr：类似于看电影的时候将自己代入角色？
董启章：嗯，但那是暂时的。我在刚写的《体育时期》再版序言里谈及这点，最近香港有个剧团将之改编成舞台剧，再版时也加进了一些关于演出及剧团的文章。写小说，既不是要做到把你骗倒，也不是要让你觉得“它是假的”，而是要在两者之间——就是你明明知道它是假的，但是你也不能抗拒，会投入其中，暂时觉得它是真的。英国诗人柯勒律治（Coleridge）所说的“suspension of disbelief”就说得非常巧妙，所谓暂停我们的“不相信”，但前提就是“我们是不相信的”，只是我们暂停这个怀疑，暂时去相信它。是先要有这个“不相信”，然后才有“信”。这是一个非常辩证的关系。我要写的就是这样一种东西，我觉得“真”与“假”的边缘状态是非常奇妙的。有读者告诉我，他从十几岁中学时代就开始看我的小说，看得太沉迷了，他觉得变成了我的人物，那我就有点担心，可能对他会有不良影响。但就是会有这样的事情，那真和假的边界又在哪里呢，很难说。
btr：有点像宗教？
董启章：这个“belief”有一点点宗教的意味：你不愿意相信的话，我写得怎么好都没用。
btr：很奇妙。那您自己有宗教信仰吗？
董启章：可以说有，但也可以说处于一种暂停的状态。我本来是一个天主教徒，在天主教学校里念书，年轻时还蛮热情的。现在呢，也不能否定它，它与我的成长关系太密切，所以我也不能说“我不信”，只是我现在没有参与宗教性的活动，而且我也一直在思考，但那也不是思考就可以有结果的。我会看看佛教等其他宗教，从其他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但还没有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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