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文：btr
如果你仔细研究2011年年底国内各大媒体评选出的年度榜单，你不难发现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小说，相较于非虚构类写作，占据的比重微乎其微。现象总试图告诉我们一些事，但最显而易见的那个通常是错的：比如，小说已死。小说未死，2011年的中文小说甚至可说是一个丰收的年份。在这些榜单背后，除了隐形的利益博弈外，与其说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如说更显示了榜单的趣味倾向——那些制定榜单的记者、专家、学者更喜欢阅读非虚构类作品。这发现并非没有意义，它道出了一种阅读的取舍，而取舍之间的隐藏涵义是：非虚构类作品往往以更直截了当、而非婉转的方式，关注当下的现实，关注最切身、切时的议题。倘若我们以此作为参照点，或许可以说：虚构作品的缺席，与它们对当下现实的关联度不够颇有关系，或者说，在虚构世界里营造一个别样现实的小说与更希望迫切关照现实的榜单是彼此遗忘的。
雾霾时代的当下现实书写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不难理解格非四年以来出版的首部长篇《春尽江南》之于2011年中国文坛的重要性：这部以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为背景的小说，具有一种有别于今年出版的其它中国小说的独特气质。它带着“身在此山中”关注此山的勇气，具有许多中国小说所不具备的当代性。另一方面，书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式的思考，这些思考使这本本来有可能沦为俗套惨情故事的爱情小说充满了哲思的理性的力量。
《春尽江南》是格非继2004年的《人面桃花》和2007年的《山河入梦》之后的三部曲收官之作。前两部书写的分别是国民革命早期和五六十年代，而《春尽江南》则以当下为背景，是一部现在进行时的小说。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诸多议题，如经济高速发展路上的拆迁问题，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社会中那些隐而不露的潜规则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等都在小说里有深刻的思索，而这思索又以端午和家玉的、貌似传统的爱情故事作依托，因此《春尽江南》兼具了思辨的力量和感情的深度。
书写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之不易，一方面是因为其庞杂而混沌，如同格非在《春尽江南》中所言，“雾霾，是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风景之一”，而格非正是清晰地写出了这种看不清楚的雾霾状态，是为不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下中国社会的舆论环境：在被禁止的与被允许的之间，在自我审查及官方审查的夹缝里，小说倒成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在虚构的背景及事件之中，我们依旧可以关照、谈论、思考同一种现实。而《春尽江南》的勇气，也正在于此。格非写道：“他的疑惑，倒不是源于这种被称为雾霾的东西如何有毒，而是所有的人对它安之若素。”这不啻是对这个雾霾时代的普罗大众最准确的书写，它是一个寓言，也是一种警告，提醒人们去观看，去思考。
阎连科自称“胡写”的《四书》则走了另一条曲径。他自陈“一个在本土的中国作家应该一生不为了出版和发表进行一次写作的尝试”。《四书》以一种《圣经》式的语言写成，小说如此开篇：“秋天之后，旷得很，地野铺平，混荡着，人在地上渺小。一个黑点星渐着大。育新区的房子开天辟地。人就住了。事就这样成了。”《四书》其实是《天的孩子》、《故道》、《罪人录》和《新西西弗斯神话》等四本书的交叉摘录，以极具实验性的形式、宏大的神话般的笔触来写那些被压抑和被禁止的故事。阎连科称《四书》为一本“怪物”小说，因为“我说的胡写不光是内容，也还有写作的方式和对文学应该有那种破坏和建设的理解”。《四书》最终在港台地区出版，而大陆读者不妨可读阎连科一本文学对话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对了解其“神实主义”的创作轨迹不无裨益。
重述历史的现实主义
对历史的重述也是2011年中国小说的主要脉络之一。五六十年代出身的中国小说中坚力量，纷纷在这一年推出重量级作品：贾平凹的《古炉》写文革，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写南京大屠杀，杨显惠的《甘南记事》和王安忆的《天香》则从地方史切入，对甘南及吴越地区进行了深度解读。
贾平凹的《古炉》是其继《高兴》之后四年以来的首部长篇。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陕西省一个叫“古炉”的出产烧瓷的小村庄，以瓷器之China喻中国；又把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文革初期——从1965年冬到1967年春。小说延续了贾平凹充满民风古韵细节的现实主义，将一场浩大的全国性运动投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村庄里，从最底层的视角由运动写人性，以扎实的笔法写贫困的环境里坚韧的生命力，写历史是如何在微观层面发生的。贾平凹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依然采取了写实的方法，建设着那个自古以来就在烧瓷的村子，尽力使这个村子有声有色，有气味，有温度，开目即见，触手可摸。”
旅美作家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虽然以英文写成，却是其近年来首部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角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杈》中同样出现过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导主任、美国教士明妮·魏特琳，小说以 明妮·魏特琳的中国助手为叙事者，通过个体切入历史大事件，是这段中国历史的一个美式叙事版本。
杨显惠的《甘南记事》是其继《夹边沟记事》之后的又一部甘肃系列短篇小说集。 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因改编为电影而为更多人所知，《甘南记事》延续了其纪实文学的风格。作者深入甘南藏区，历时四年进行了各种文学采风，以12个短篇故事描摹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藏区风貌。
相当多产的王安忆则在2011年推出了她的重量级小说《天香》，以其签名式的洗炼白话文字，书写晚明时期上海县申家“天香园”里的民间生活，在宏大的格局下再写她谙熟的女性故事，将读者拉回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源点，是风物志也是家族史，有个体命运的流转也有城市历史的变迁。
纵观2011年中国文坛中坚力量的创作，现实主义的小说依旧主流，他们多延续自身风格，试图对历史事件进行重述，寻找新鲜的切入点和角度，虽有自我突破，但与现实和当下较为疏离，获得的关注度也相对较弱。
微博时代的小叙事
2011年，微博盛行。微博作为社交工具。微博作为营销工具。微博作为情绪发泄工具。微博作为个体的新闻发布工具。诸如此类。而微博也可以作为一种写作工具，微小说便是这样的产物。140字，一个故事。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叙事习惯，更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微博不但占据了网络阅读者的大部分时间，更令读者习惯于读碎片般的小叙事，虽然这还不足以对传统的文学写作造成重要影响，但至少在出版层面，促成了一些短小作品的问世。
阿乙的《寡人》或许是其中较易被忽略或低估的。《寡人》包含了多种文本：有诗歌（Poetry)，有叙事（Prose）。叙事里有虚构，也有非虚构。有寓言、对于小说的构想、对某个场景或瞬间切片般的描述、梦境，也有传记性的回忆、对于日常生活的文学化重述、哲学思辨或观察。《寡人》里文章的篇幅都很短小，最长的也不过数页，但它有着与长度或体裁不相称的厚重感。常常在寥寥数语间，阿乙已经从日常琐事直抵生命最核心的若干主题——生和死、时间和空间、爱情和孤独。这不仅需要对于生活及社会的细致观察和敏锐思考，更需要一种勇气，一种直面自我的勇气。这恰恰就是阿乙的写作最吸引人的地方：他毫无保留地与自己坦诚相见，用简约直达的语言与自己狭路相逢。
虹影的《小小姑娘》是《饥饿的女儿》的延伸版，由57个短小的故事构成，配有其四岁女儿所绘的奇异插画，它带有现今流行的图文书的面目，却不失优秀小说家的视角。她所写的都是如假包换的真实记忆，在私领域的小女孩成长故事之外，有对于那个时代及身处其中的社会的记忆；在充满细节的、鲜活的生活场景之外，有对于精神世界的准确描摹。
获得2011年台北书展大奖的李维菁的《我是许凉凉》亦可归于此类。她对于都市女性的“一次推到极限的书写”有简约的笔法及都市生活般的明快节奏。以13个小故事构成的《少女学》以略带怪异的笔触绘了都市少女众生相，如同骆以军所言，或是“九十年代中兴迄今，我这一辈女作家们以不同忍术所结界之‘都市女性书写羊皮卷轴’。”
电子出版的新鲜可能
2011年，苹果教主乔布斯去世所带来了喧哗与骚动，印证了一个苹果世代正在或已经到来。当地铁车厢里人们埋头面对一个个iPhone、iPad或者Kindle的时候，电子阅读的时代已经不远。
创办于2011年7月的“唐茶”的出现，改变了中文电子书通常设计简陋或根本无设计的毛病，以专门设计的信黑体及简洁实用、用户友好的界面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唐茶”在2011年出版的小说包括香港导演彭浩翔的《志明与春娇》、《破事儿》及任晓雯的《她们》。据唐茶计划总监李如一透露，2012年的目标是出版1000本书——谁说一定不可能呢。
2011年末，豆瓣也推出了自己的豆瓣阅读计划。相较于“唐茶”，豆瓣的阅读计划更像一个为作者及译者提供的自出版平台，通过预先设定的投稿排版系统已快捷地发布作品，并通过在线销售直接获得读者购买的收益。自年底该计划公布以来，尚未有进一步消息，该商业模式成功与否目前仍是问号。
2011年9月，知名小说家余华也通过红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电子书《余华@》，自上线以来下载量已过万。《余华@》收录了作者在腾讯微博及博客上的文字约六万字，内容多为对当代社会及政治及当下发生的事件的思索。读者可以在中国电信“天翼”阅读平台上在线阅读，或花费200个阅读点（约折合人民币2元）下载到电子阅读器或手机上。
对于电子阅读而言，2011年是试水的一年；但电子出版的诸多新鲜可能已浮出水面，新一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电子阅读器的兴起及普及将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电子出版，对于电子出版的可能出台的法律法规（如，电子出版是否也必须拥有一个ISBN书号？）又将如何型塑电子出版的样态，我们仍须拭目以待。
七零八零后、港台回锅文学及文学杂志的起落
相比2010年，七零八零年代出生的作家在2011年相对沉默。如果说安妮宝贝的《春宴》只是在她的粉丝群中有所反应的话，另几位七零后作家的作品也并不尽如人意。李海鹏20多万字横跨32年的《晚来寂静》更像一本自传性的个人成长笔记，而冯唐的《不二》则成了深圳海关人员的余兴（性？）读品。相对较为出彩的，只有颜歌颇具想象力但稍嫌刻意的《声音乐团》，至少充满了实验色彩及突破自我的勇气。
同样历经起落的，是2010年乘虚而入大红大紫的港台文学。大量以前年份出版的港台文学在大陆出版回锅简体版，令前一年刚引进大陆时的新鲜感顿失，而代之以对于港台文学价值的新一轮重估。今年出版的“港台回锅文学”的主要作品包括：上海译文出版的朱天文作品集、世纪文景的张大春《城邦暴力团》及骆以军《遣悲怀》、新星出版的钟晓阳《停车暂借问》、人民文学出版的陈玉慧《征婚启事》等。平心而论，这些作品皆于不同时代成为过港台文学的经典之作，但在另一个年代重新出版之时，对其如何评断，仍是个需加以深思的问题。相对而言，广西师大出版的骆以军《西夏旅馆》是今年港台文学出版中比较成功的案例。这部写于2008年的巨著以其标志性的长句和繁复结构写了一个充满“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味道的宏大故事，也树立了骆以军在台湾中生代作家中的领军地位。
除了《收获》、《人民文学》等老牌文学杂志外，2011年的文学杂志界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天南》文学双月刊的创刊。这本英文名为Chutzpah(发音[ 'khutspə ]，源自意第绪语，原意是指“放肆”，“拽”)的文学杂志旨在提供纯粹的深度阅读，并以赏心悦目的视觉体验脱颖而出。创刊至今，《天南》已聚焦乡村、科幻、诗歌、情色、离散等多个主题，其独特的主题单元加自由组稿的方式也开辟了文学杂志所谓“curated”（策划性）的编辑风格。 八零后女作家张悦然主编的《鲤》则在2011年继续出版了《鲤·来不及》、《 鲤·偶像》等三辑，延续了其一贯风格。至于风头颇健的《大方》杂志为何在年底突遭停刊，坊间则有诸多传闻，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国文学杂志的复杂生态。
展望2012年
2012年伊始最值得期待的中国小说是已发表于《今天杂志》（2011年秋季号）的阿乙的最新长篇《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原名《猫和老鼠》）。《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具有侦探小说的外表，骨子里却是存在主义式的对于生命本身的沉思。阿乙在小说中展现了他不同于众人的独特的叙事声音以及对故事及悬念的控制力。而其它七零至八零后作家也有不少将在新年推出新作：已发表于《收获》杂志的路内的《云中人》、周嘉宁的长篇新作《做到难过的梦，也不要难以相信》以及已在《天南》文学双月刊上发表了首章节的颜歌的自传性小说《戴月行的一家》也都值得期待。
中生代作家中，马原将在2012年《收获》杂志上发表的《牛鬼蛇神》获得了编辑的好评，新加坡女作家张惠雯的《两次相遇》也将在《收获》发表；而孙甘露的长篇新作《千里江山图》也有望在新年杀青。获得今年台北《中国时报》年度九本原创好书之一的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的最新长篇《告别的年代》也将由新经典引进出版，同时，新经典也将出版王安忆的几部非虚构小说。
在国际舞台，中国是2012年伦敦书展的主宾国，包括大卫·米切尔在内的诸多中英作家互访活动已在计划之中。文学奖项方面，已入围2012年亚洲文学奖的阎连科的《丁庄梦》之英译本能否获奖，而美国华裔作家、《A Public Space》编辑李翊云成为了2013年布克奖国际奖的评委，中国作家是否有望入围，皆是悬念。
如果你仔细研究2011年年底国内各大媒体评选出的年度榜单，你不难发现至少有一点是共同的：小说，相较于非虚构类写作，占据的比重微乎其微。现象总试图告诉我们一些事，但最显而易见的那个通常是错的：比如，小说已死。小说未死，2011年的中文小说甚至可说是一个丰收的年份。在这些榜单背后，除了隐形的利益博弈外，与其说是一种价值判断，不如说更显示了榜单的趣味倾向——那些制定榜单的记者、专家、学者更喜欢阅读非虚构类作品。这发现并非没有意义，它道出了一种阅读的取舍，而取舍之间的隐藏涵义是：非虚构类作品往往以更直截了当、而非婉转的方式，关注当下的现实，关注最切身、切时的议题。倘若我们以此作为参照点，或许可以说：虚构作品的缺席，与它们对当下现实的关联度不够颇有关系，或者说，在虚构世界里营造一个别样现实的小说与更希望迫切关照现实的榜单是彼此遗忘的。
雾霾时代的当下现实书写
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不难理解格非四年以来出版的首部长篇《春尽江南》之于2011年中国文坛的重要性：这部以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为背景的小说，具有一种有别于今年出版的其它中国小说的独特气质。它带着“身在此山中”关注此山的勇气，具有许多中国小说所不具备的当代性。另一方面，书中有大量的、知识分子式的思考，这些思考使这本本来有可能沦为俗套惨情故事的爱情小说充满了哲思的理性的力量。
《春尽江南》是格非继2004年的《人面桃花》和2007年的《山河入梦》之后的三部曲收官之作。前两部书写的分别是国民革命早期和五六十年代，而《春尽江南》则以当下为背景，是一部现在进行时的小说。当下中国社会现实的诸多议题，如经济高速发展路上的拆迁问题，知识分子的精神处境，社会中那些隐而不露的潜规则和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等都在小说里有深刻的思索，而这思索又以端午和家玉的、貌似传统的爱情故事作依托，因此《春尽江南》兼具了思辨的力量和感情的深度。
书写当下中国社会现实之不易，一方面是因为其庞杂而混沌，如同格非在《春尽江南》中所言，“雾霾，是这个时代最为典型的风景之一”，而格非正是清晰地写出了这种看不清楚的雾霾状态，是为不易；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当下中国社会的舆论环境：在被禁止的与被允许的之间，在自我审查及官方审查的夹缝里，小说倒成为了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在虚构的背景及事件之中，我们依旧可以关照、谈论、思考同一种现实。而《春尽江南》的勇气，也正在于此。格非写道：“他的疑惑，倒不是源于这种被称为雾霾的东西如何有毒，而是所有的人对它安之若素。”这不啻是对这个雾霾时代的普罗大众最准确的书写，它是一个寓言，也是一种警告，提醒人们去观看，去思考。
阎连科自称“胡写”的《四书》则走了另一条曲径。他自陈“一个在本土的中国作家应该一生不为了出版和发表进行一次写作的尝试”。《四书》以一种《圣经》式的语言写成，小说如此开篇：“秋天之后，旷得很，地野铺平，混荡着，人在地上渺小。一个黑点星渐着大。育新区的房子开天辟地。人就住了。事就这样成了。”《四书》其实是《天的孩子》、《故道》、《罪人录》和《新西西弗斯神话》等四本书的交叉摘录，以极具实验性的形式、宏大的神话般的笔触来写那些被压抑和被禁止的故事。阎连科称《四书》为一本“怪物”小说，因为“我说的胡写不光是内容，也还有写作的方式和对文学应该有那种破坏和建设的理解”。《四书》最终在港台地区出版，而大陆读者不妨可读阎连科一本文学对话录《我的现实，我的主义》，对了解其“神实主义”的创作轨迹不无裨益。
重述历史的现实主义
对历史的重述也是2011年中国小说的主要脉络之一。五六十年代出身的中国小说中坚力量，纷纷在这一年推出重量级作品：贾平凹的《古炉》写文革，哈金的《南京安魂曲》写南京大屠杀，杨显惠的《甘南记事》和王安忆的《天香》则从地方史切入，对甘南及吴越地区进行了深度解读。
贾平凹的《古炉》是其继《高兴》之后四年以来的首部长篇。小说将故事背景设置在陕西省一个叫“古炉”的出产烧瓷的小村庄，以瓷器之China喻中国；又把故事发生的时间设定在文革初期——从1965年冬到1967年春。小说延续了贾平凹充满民风古韵细节的现实主义，将一场浩大的全国性运动投射在一个相对封闭的小村庄里，从最底层的视角由运动写人性，以扎实的笔法写贫困的环境里坚韧的生命力，写历史是如何在微观层面发生的。贾平凹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依然采取了写实的方法，建设着那个自古以来就在烧瓷的村子，尽力使这个村子有声有色，有气味，有温度，开目即见，触手可摸。”
旅美作家哈金的《南京安魂曲》虽然以英文写成，却是其近年来首部在中国大陆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小说的主角是张艺谋导演的电影《金陵十三杈》中同样出现过的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教导主任、美国教士明妮·魏特琳，小说以 明妮·魏特琳的中国助手为叙事者，通过个体切入历史大事件，是这段中国历史的一个美式叙事版本。
杨显惠的《甘南记事》是其继《夹边沟记事》之后的又一部甘肃系列短篇小说集。 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因改编为电影而为更多人所知，《甘南记事》延续了其纪实文学的风格。作者深入甘南藏区，历时四年进行了各种文学采风，以12个短篇故事描摹了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藏区风貌。
相当多产的王安忆则在2011年推出了她的重量级小说《天香》，以其签名式的洗炼白话文字，书写晚明时期上海县申家“天香园”里的民间生活，在宏大的格局下再写她谙熟的女性故事，将读者拉回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的源点，是风物志也是家族史，有个体命运的流转也有城市历史的变迁。
纵观2011年中国文坛中坚力量的创作，现实主义的小说依旧主流，他们多延续自身风格，试图对历史事件进行重述，寻找新鲜的切入点和角度，虽有自我突破，但与现实和当下较为疏离，获得的关注度也相对较弱。
微博时代的小叙事
2011年，微博盛行。微博作为社交工具。微博作为营销工具。微博作为情绪发泄工具。微博作为个体的新闻发布工具。诸如此类。而微博也可以作为一种写作工具，微小说便是这样的产物。140字，一个故事。它改变的不仅仅是人们的叙事习惯，更改变了人们的阅读习惯。微博不但占据了网络阅读者的大部分时间，更令读者习惯于读碎片般的小叙事，虽然这还不足以对传统的文学写作造成重要影响，但至少在出版层面，促成了一些短小作品的问世。
阿乙的《寡人》或许是其中较易被忽略或低估的。《寡人》包含了多种文本：有诗歌（Poetry)，有叙事（Prose）。叙事里有虚构，也有非虚构。有寓言、对于小说的构想、对某个场景或瞬间切片般的描述、梦境，也有传记性的回忆、对于日常生活的文学化重述、哲学思辨或观察。《寡人》里文章的篇幅都很短小，最长的也不过数页，但它有着与长度或体裁不相称的厚重感。常常在寥寥数语间，阿乙已经从日常琐事直抵生命最核心的若干主题——生和死、时间和空间、爱情和孤独。这不仅需要对于生活及社会的细致观察和敏锐思考，更需要一种勇气，一种直面自我的勇气。这恰恰就是阿乙的写作最吸引人的地方：他毫无保留地与自己坦诚相见，用简约直达的语言与自己狭路相逢。
虹影的《小小姑娘》是《饥饿的女儿》的延伸版，由57个短小的故事构成，配有其四岁女儿所绘的奇异插画，它带有现今流行的图文书的面目，却不失优秀小说家的视角。她所写的都是如假包换的真实记忆，在私领域的小女孩成长故事之外，有对于那个时代及身处其中的社会的记忆；在充满细节的、鲜活的生活场景之外，有对于精神世界的准确描摹。
获得2011年台北书展大奖的李维菁的《我是许凉凉》亦可归于此类。她对于都市女性的“一次推到极限的书写”有简约的笔法及都市生活般的明快节奏。以13个小故事构成的《少女学》以略带怪异的笔触绘了都市少女众生相，如同骆以军所言，或是“九十年代中兴迄今，我这一辈女作家们以不同忍术所结界之‘都市女性书写羊皮卷轴’。”
电子出版的新鲜可能
2011年，苹果教主乔布斯去世所带来了喧哗与骚动，印证了一个苹果世代正在或已经到来。当地铁车厢里人们埋头面对一个个iPhone、iPad或者Kindle的时候，电子阅读的时代已经不远。
创办于2011年7月的“唐茶”的出现，改变了中文电子书通常设计简陋或根本无设计的毛病，以专门设计的信黑体及简洁实用、用户友好的界面在业界树立了良好的声誉。“唐茶”在2011年出版的小说包括香港导演彭浩翔的《志明与春娇》、《破事儿》及任晓雯的《她们》。据唐茶计划总监李如一透露，2012年的目标是出版1000本书——谁说一定不可能呢。
2011年末，豆瓣也推出了自己的豆瓣阅读计划。相较于“唐茶”，豆瓣的阅读计划更像一个为作者及译者提供的自出版平台，通过预先设定的投稿排版系统已快捷地发布作品，并通过在线销售直接获得读者购买的收益。自年底该计划公布以来，尚未有进一步消息，该商业模式成功与否目前仍是问号。
2011年9月，知名小说家余华也通过红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电子书《余华@》，自上线以来下载量已过万。《余华@》收录了作者在腾讯微博及博客上的文字约六万字，内容多为对当代社会及政治及当下发生的事件的思索。读者可以在中国电信“天翼”阅读平台上在线阅读，或花费200个阅读点（约折合人民币2元）下载到电子阅读器或手机上。
对于电子阅读而言，2011年是试水的一年；但电子出版的诸多新鲜可能已浮出水面，新一代读者的阅读习惯及电子阅读器的兴起及普及将在多大程度上推动电子出版，对于电子出版的可能出台的法律法规（如，电子出版是否也必须拥有一个ISBN书号？）又将如何型塑电子出版的样态，我们仍须拭目以待。
七零八零后、港台回锅文学及文学杂志的起落
相比2010年，七零八零年代出生的作家在2011年相对沉默。如果说安妮宝贝的《春宴》只是在她的粉丝群中有所反应的话，另几位七零后作家的作品也并不尽如人意。李海鹏20多万字横跨32年的《晚来寂静》更像一本自传性的个人成长笔记，而冯唐的《不二》则成了深圳海关人员的余兴（性？）读品。相对较为出彩的，只有颜歌颇具想象力但稍嫌刻意的《声音乐团》，至少充满了实验色彩及突破自我的勇气。
同样历经起落的，是2010年乘虚而入大红大紫的港台文学。大量以前年份出版的港台文学在大陆出版回锅简体版，令前一年刚引进大陆时的新鲜感顿失，而代之以对于港台文学价值的新一轮重估。今年出版的“港台回锅文学”的主要作品包括：上海译文出版的朱天文作品集、世纪文景的张大春《城邦暴力团》及骆以军《遣悲怀》、新星出版的钟晓阳《停车暂借问》、人民文学出版的陈玉慧《征婚启事》等。平心而论，这些作品皆于不同时代成为过港台文学的经典之作，但在另一个年代重新出版之时，对其如何评断，仍是个需加以深思的问题。相对而言，广西师大出版的骆以军《西夏旅馆》是今年港台文学出版中比较成功的案例。这部写于2008年的巨著以其标志性的长句和繁复结构写了一个充满“创伤与救赎、离散与追寻”味道的宏大故事，也树立了骆以军在台湾中生代作家中的领军地位。
除了《收获》、《人民文学》等老牌文学杂志外，2011年的文学杂志界最大的惊喜莫过于《天南》文学双月刊的创刊。这本英文名为Chutzpah(发音[ 'khutspə ]，源自意第绪语，原意是指“放肆”，“拽”)的文学杂志旨在提供纯粹的深度阅读，并以赏心悦目的视觉体验脱颖而出。创刊至今，《天南》已聚焦乡村、科幻、诗歌、情色、离散等多个主题，其独特的主题单元加自由组稿的方式也开辟了文学杂志所谓“curated”（策划性）的编辑风格。 八零后女作家张悦然主编的《鲤》则在2011年继续出版了《鲤·来不及》、《 鲤·偶像》等三辑，延续了其一贯风格。至于风头颇健的《大方》杂志为何在年底突遭停刊，坊间则有诸多传闻，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中国文学杂志的复杂生态。
展望2012年
2012年伊始最值得期待的中国小说是已发表于《今天杂志》（2011年秋季号）的阿乙的最新长篇《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原名《猫和老鼠》）。《下面，我该干些什么》具有侦探小说的外表，骨子里却是存在主义式的对于生命本身的沉思。阿乙在小说中展现了他不同于众人的独特的叙事声音以及对故事及悬念的控制力。而其它七零至八零后作家也有不少将在新年推出新作：已发表于《收获》杂志的路内的《云中人》、周嘉宁的长篇新作《做到难过的梦，也不要难以相信》以及已在《天南》文学双月刊上发表了首章节的颜歌的自传性小说《戴月行的一家》也都值得期待。
中生代作家中，马原将在2012年《收获》杂志上发表的《牛鬼蛇神》获得了编辑的好评，新加坡女作家张惠雯的《两次相遇》也将在《收获》发表；而孙甘露的长篇新作《千里江山图》也有望在新年杀青。获得今年台北《中国时报》年度九本原创好书之一的马来西亚作家黎紫书的最新长篇《告别的年代》也将由新经典引进出版，同时，新经典也将出版王安忆的几部非虚构小说。
在国际舞台，中国是2012年伦敦书展的主宾国，包括大卫·米切尔在内的诸多中英作家互访活动已在计划之中。文学奖项方面，已入围2012年亚洲文学奖的阎连科的《丁庄梦》之英译本能否获奖，而美国华裔作家、《A Public Space》编辑李翊云成为了2013年布克奖国际奖的评委，中国作家是否有望入围，皆是悬念。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