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参与现状
霍布斯鲍姆《革命者》
刘铮
“革命”，在左翼青年听来，是让人两眼放光，血往上涌的字眼儿，正如“自由”之于右翼青年。它们同斗牛士手中的红布一样，是专门激发条件反射的。然而，细论起来，“革命”与“自由”有个差别：“自由”可枵腹而谈，因为“自由”是抽象的，但“革命”却很难一空依傍地成为谈资，“革命”总是一下子就具体为一个个历史现象，具体为哪一次革命、哪一类革命。
“革命”这个历史性的特征，为初涉这个话题的人设置了知识门槛。并不夸张地说，革命的历史，正如历次革命的现实本身那样，是信息的汪洋大海，体力不好、技术欠佳的人有溺毙的危险。它总是层见错出、纷繁复杂、充满矛盾。哪怕只是想对某几个最重大的革命有一基本的认识，也要经历一个不会很短的知识积累的过程。据说美国的栋笃笑演员保罗·罗德里格斯（Paul Rodriguez）讲过：“有时候，我觉得战争就是上帝想出来让我们学习地理的一种方法。”把“战争”二字替换成“革命”，似乎也并非不可以。纽约从来没发生过革命，我们也不能指望所有革命都在巴黎发动，总是有太多革命在我们所知不多的地方爆发。西贡、圣地亚哥、圣多明各、萨拉热窝、撒丁岛……革命的地理学遍地开花。人名则像网络上的一个个节点，将革命的事实串联起来。佛朗哥、纳赛尔、哥穆尔卡、陶里亚蒂、捷尔任斯基……每个名字都与一段历史、一种观念、一个社会现实的背景相联系，没有一个比你的邻居更好了解。
将“革命”首先视为历史学的一个对象，不会犯太大的错误。听历史学家讲“革命”，恐怕也是了解革命的必要条件。
上面所列地名、人名都是从霍布斯鲍姆的《革命者》的书末索引里找出来，相信这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这本书论述的广度了。《革命者》是一本文集，分成五个部分，各部分分别题为“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主义”、“战士与游击队员”和“起义者与革命”。《革命者》初版于1973年，其中多数文章是上世纪60年代写下的，2007年的增订本增补了两篇文章，一篇叫《历史与幻觉》，评法国学者、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家弗朗索瓦·傅勒1995年出版的《一个幻觉的消逝：20世纪的共产主义理念》一书，另一篇叫《知识分子与西班牙内战》，是书中最晚近的一篇。
既然书中的内容多写于几十年前而“革命形势”自那以来已发生了很大变化，那么我们现在读这些文字意义何在？我想，霍布斯鲍姆在《历史与幻觉》一文中有一个说法不无启发：他说，有思想的人对共产主义的支持认同，不是一个单纯的选择的问题，而是出于对具体情势的现实反应（a practical response to situations rather than 'a pure choice'）。当下，用句套话说，“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而资本主义社会终结的那一天似乎遥遥无期，渴望变革的人不免彷徨迷惘，在理论上找不到扶手。我们其实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认真反思革命的历史经验了。就许多人而言，他们要找书名叫《革命者》的书籍来阅读，不是一个单纯的选择的问题，而是出于对具体情势的现实反应。只有浅薄的读者才会在阅读这类书的时候凭着天然的“后视之明”嘲笑作者在革命激荡时期所抱的乐观情绪，我们应该做的也许是重新投入那一历史情境，重新体察左右历史走向的诸多微妙因素，我一直相信，我们从失败里学到的永远比从胜利中学到的要多。
霍布斯鲍姆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在战后波澜万丈的共运斗争中，他始终保留着党籍，而不像很多知识分子那样相继离开党的组织。尽管左派内部一直不乏抨击霍布斯鲍姆摆脱不掉斯大林主义影子的声音，但在我看来，霍布斯鲍姆至少不是“鸵鸟主义者”，也不是不断喊着“砍掉他的头”的王后，他认真地注视着革命运动中的种种变化，正视它们，试着理解它们。写于1966年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对话》是他一篇少见的激烈文字，霍布斯鲍姆针对马克思主义者当中的教条主义作风提出批评，他说：“我们坚持不懈地干着两件与任何科学的方法绝不相容的事；我们不是从斯大林晚期才开始这样的，从早期以来就已经如此了。第一件，我们先知道了答案，然后再用研究去证实它。第二件，我们把理论论争与政治论争混为一谈。这两件事都是致命的。我们举个例子：‘我们知道，不管在哪里从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转变都是由革命推动的’，因为马克思是这么讲的，而且假若不是如此，那么历史就有可能不是由革命推动的而是渐变的了，那样一来，社会民主党人就可能是对的了。因此，我们的研究将显示：1，1640年代的英国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2，因而，在此之前，英国是一个封建国家；3，在此之后，英国就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了。我不是说这些结论就一定是错的，虽然在我看来第二条就大可怀疑；可是，得出结论的方式不应该是这样的。假如最终的结果是事实与结论不符，那么我们大可以干脆说一句：让事实见鬼去吧。”
其实，不管是在教条主义者那里，还是在激进主义者那里，“让事实见鬼去吧”的态度都并不稀见，因为正视现实，不只是个勇气的问题，同时也是个能力的问题。事实，并不总是像“事实上”那么一目了然的。我们的认识选择性地为我们挑拣事实，判断就建立在这些不无偏见的采样基础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在革命者那里，会比在反动派那里，看到更多不能正视现实的人，这也许是因为，正视现实常常令人失掉改变现实的信心。
霍布斯鲍姆作为共产党员，对英国共产主义事业的不足，看得很清楚。在《英国的激进主义与革命》一文中，他指出，英国左派早期在现实政治中失败的最直接原因就是既不考虑执政，又缺乏能考虑执政的组织。而在稳定的工业社会中，革命左派的困难在于，身处其中的环境决定了即使出现难得一见的机会，他们也很难抓住这样的机会来进行革命。在文章结尾，他写道：“碰巧在像我们这个国家这样的国度里做一个革命者，本身就是困难的。没有什么理由认为未来会比过往困难更少一些。”在我们这个时代里，做一个革命者是困难的，没错，是这样，但在哪里时代里做一个革命者是容易的呢？一个容易的革命者，是否是一种矛盾修辞？
《革命者》这本书中对今天的读者最有启发的也许是谈无政府主义、谈性革命、谈“五月风暴”的部分。霍布斯鲍姆冷静审慎的语气，很适合给头脑发热的“革命爱好者”降降温。
近些年来，无政府主义有复燃之势，在期待改变自身无力状态的年轻人中间尤其受欢迎。他们应该读读《思考无政府主义》这篇文章。霍布斯鲍姆说：“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无政府主义没有衰落得很厉害，这是因为它也没怎么成功过，至少在知识分子这个对思想最感兴趣的阶层中是如此……简单地说，无政府主义的吸引力主要是诉诸情感，而非诉诸思想。”拒斥国家与组织，无法无天，这恐怕是一种出于本能的向往，通常在青春期泛滥得最厉害。1968年5月9日夜，在巴黎街头，不仅正统的共产党人反对修筑街垒，连托派和毛派的人也反对，理由是警察一旦受命开火，就会造成惨重伤亡，这时候，冲在最前面的，就是无政府主义者和“情境主义国际”的人，他们的革命热情最高涨。霍布斯鲍姆用了一个很幽默的比喻——这时候反而只有瞎眼的鸡能啄到米吃。但他紧跟着就强调说，拉丁美洲的游记战争失败、格瓦拉的死提醒我们，空有革命热情是不够的。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里讲过：“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胜利经验向那些不善于思索或不曾思索过这一问题的人清楚地表明，无产阶级的无条件的集中制和极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若想取得最终的胜利，社会运动必须遵循一定的逻辑，一味冲决，能量必定很快消耗尽。今天，仍有人想重复“五月风暴”式的原始反抗，不估量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只求发泄一次，这种做法，借用霍布斯鲍姆的词汇，就只能说是“设计好了专为迎接失败的”（designed for failure）了。
《革命与性》这篇写于1969年的文章特别有意思。霍布斯鲍姆说，人们普遍认为在革命运动和性放纵之间似乎存在着某种联系，现在是时候指出这种看法并没有什么根据了。他指出，针对何种性行为在公共场合被允许的规定，跟政治统治或社会、经济剥削的体系没有特别的联系，比如在印度，性行为开放，社会却并未充分解放。如果一定要说阶级统治与性自由之间有什么关系的话，那么事实倒可能是，统治者鼓励臣民性放纵还更方便些，因为以性为乐，就暂时把受奴役一事忘到脑后去了。没有谁逼奴隶守贞守节。拿破仑也讲过，床就是穷人的大歌剧院。换言之，政治审查或社会审查与道德审查之间没有必然的关系，尽管常有人认为它们有关系。要求某类行为由不受许可转变为受到许可，不一定就是一个政治行动，只有当它有可能改变政治关系的格局时，它才算一个政治行动。霍布斯鲍姆举例说，在南非，争取白人与黑人性交的权利可以算是一个政治行动，不过不是因为它扩大了性行为的可允许范围，而是因为它打破了种族压制。霍布斯鲍姆认为，上世纪60年代所谓的“性革命”没有什么政治意义，他揶揄道：“现在仍有一些过气的老斗士以为自己在向清教徒的堡垒发起猛攻，而事实上那高墙早就被铲平了。”他凭自己历史学家的眼光提出这样的论断：“演员们在舞台上互操的权利，即使仅仅作为一种个人解放，其重要性也比维多利亚时期的女孩们骑自行车的权利为低。”“性革命”除了带来更多的性，还带来别的什么了吗？霍布斯鲍姆“不无遗憾地”补充说，革命与清教徒主义之间却有密不可分的关联。性爱消耗时间，消耗能量，与革命运动要求的纪律与效率无法相容。我很赞成霍布斯鲍姆的如下判断，而且我认为这一判断即便在今天也仍然有效、仍极有现实性，他说：“文化反叛，文化不满，只是征候而已，它们不是革命的力量。从政治上讲，它们不很重要……这类现象越突出，我们越有把握说，真正的大事情还没有发生。哈，把资产阶级吓得瞠目结舌可比他们彻底推翻容易多了。”
霍布斯鲍姆在《革命者》的前言里谦虚地说，书中所谈的话题有许多都不是他主动要写的，而是由邀他讲演或约他写稿的人指定的，在诸多领域，他都算不上专家，“我所知道的多数东西都来自此处所评书籍的作者们”。话虽如此，我们却不能太拿谦辞当真，霍布斯鲍姆写了大量书评，其中不乏真知灼见，批驳作者的次数也并不少。《革命者》中的重要书评包括评大卫·考特《共产主义与法国知识分子》、保罗·斯普里亚诺《意大利共产党史》、赫尔曼·韦伯《德国共产主义的变迁》、利奥波德·拉贝茨编《修正主义》、恩斯特·布洛赫《希望原则》、科尔施《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和《卡尔·马克思》、爱德华·鲁特瓦克《政变实用手册》、汉娜·阿伦特《论革命》、阿兰·图海纳《五月运动，或空想共产主义》以及傅勒那本书的诸篇。在这里，只选中国读者熟悉的阿伦特《论革命》来说一说，我想，这篇书评也颇能代表霍布斯鲍姆的立场与风格。
我知道阿伦特在中国不缺少崇拜者，他们大概以为这位哲学家的著作都很出色吧，那他们读霍布斯鲍姆当年写的书评可能会感到不适。霍布斯鲍姆问，专家会不会对阿伦特女士的这部著作很感兴趣呢？“就法国大革命的研究者以及其他许多现代革命的研究者而言，答案是否定的。她对美国革命的研究有何贡献，我没有下判断的能力，尽管我怀疑贡献也不会大。”霍布斯鲍姆承认《论革命》有些优点，比如文笔清晰流畅，富于思想激情，偶尔不乏洞见，“然而，就算这些洞见也不妨借用劳合·乔治评价科什纳爵士的那句话，它们的闪光确能偶尔照亮天际，不过在两次闪电之间大地还是笼罩在黑暗里”。霍布斯鲍姆认为，阿伦特的著作有一种哲学玄思风格，而且显然是那种旧式观念论的风格。她不是照革命本然的样子去考察它，而是自己构建了一个理想型，将不符合这一理想型的特点都排除在外。西欧、北美之外的革命几乎都被排除掉了。霍布斯鲍姆最不满的，应该是阿伦特对探讨具体的事实没有兴趣，这是会让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恼火的。那么，探讨革命，到底应不应该探讨具体的事实？我认为，应该，而且具体的事实应该放到一个最显要的位置上。我这样讲，并不是主张我们沉浸在事实的大海中，并不是主张搞革命的博物学，而是说，革命本身就是具体的，不存在实验室里的革命，也不存在逻辑演绎出来的革命。最伟大的革命研究著作应该是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那样的。具体，现实，这与深刻并不矛盾。阿伦特的本意或许是比较法美两大革命，范围狭窄尚可理解，但是剪裁现实以就己意，确实令人遗憾。
霍布斯鲍姆对革命的认识就一定正确吗？当然不是。假如你对共产主义有看法、甚至有敌意，那你能从一个共产主义历史学家那里获得的启示就大大受限了。即便不是这样，即便在左派阵营内部，对霍布斯鲍姆的看法也并不统一。在此介绍两篇已经翻译成中文的文献，都是抨击霍布斯鲍姆的政治观点的，供有兴趣的读者进一步研讨。一篇是诺拉·卡林、伊恩·博查尔的《艾瑞克·霍布斯鲍姆与工人阶级》（收入《英国新左派思想家》，张亮编，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9月第一版），此文原载《国际社会主义》（International Socialism）杂志1983年秋季号。这份杂志是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机关刊物，这个社会主义工人党是英国的极左党派，走亲托派路线，特里·伊格尔顿、麦金泰尔、希钦斯早年都曾是该党的成员。卡林和博查尔认为，在英国的现实政治方面，霍布斯鲍姆一直坚持“人民阵线”的立场，简言之，就是不够革命。另一篇是佩里·安德森的《被征服的左翼：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收入《思想的谱系：西方思潮左与右》，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10月第一版，此书误译极多，使用时须审慎），安德森作为“新左派”有代表性的思想家，对霍布斯鲍姆展开了极猛烈的攻击，其中涉及许多学理问题，十分尖锐，着实让人招架不住。但总的来说，这些文章都过多地着眼于争辩，有时到了吹毛求疵的程度。我相信，有思想定力的读者不会一听此类批评的意见，就觉得霍布斯鲍姆一无是处了。
《革命者》一书的最后一篇文章题为《知识分子与阶级斗争》，在这篇文章里，霍布斯鲍姆提出了自己对革命者的定义：所谓革命者，就是那些拒绝参与“现状”或对此不满的人，他们对任何不是直接地、专门地对资本主义予以迎头一击的行为都予以拒绝，都表示不满。革命者应与资本主义为敌，与资本主义社会的“现状”为敌。人们为什么会成为革命者？霍布斯鲍姆说，这首先是因为他们想得到的东西如果不经历整个社会的彻底变革是永远得不到的。仅从这一判断来看，我就认为霍布斯鲍姆不是一个“社会民主主义者”，因为归根结底，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彻底改变社会秩序，而非乞灵于修修补补。
本文刊登于《天南》第六期
评论